阿扁
如果问我在s乡政府最佩服的人是谁，我就会告诉你是阿扁。说起阿扁，不光是我，整个s乡政府上班的人，上至乡长，下至一般的工作人员，都会呶呶嘴“渍渍，一般人比不了。”这些都是真的。可惜阿扁已经死了，说是突发心脏病死的，其实他早就有病，只是他自己不注意而已。阿扁的死，象是农户屋顶的一缕轻烟，慢慢地在小乡上空飘散，轻轻淡淡的。
初识阿扁，是在刚上班的时候。那时我起得早，但每当走出乡政府大门跑步时，都会看到一个身材有些庸肿，穿一身略显褪色的绿军装的肥头大耳的中年人，夹着一个老式的黑手提包，慢吞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进s乡政府的大门。黑红的脸上，略带着几分威严。几个刚上班的后生很识相的凑上去，恭敬的叫一声“阿叔”他也总是似乎不屑的“嗯”的答应一声，然后便向办公室走去。
这更加激起了几个年轻后生们的好奇心，他们骚动着在背后议论着“这个人是副书记还是副乡长啊，怎么这么大派头啊！”调查很快就出来了，阿扁，s乡s街人，乡政府办公室临时工。大家对这个结果似乎并不满意“那派头，哪象个临时工呀”多嘴的总要说上两句。在他们眼里，临时工应该怎么怎么样似的。
一次过办公室，看见阿扁正和一个刚提了副科级比我略大三步的q逗笑“妈了个的，刚提了副局级就不认识你老子了？”q一下子从沙发上跃起，一只手把阿扁的脑袋拉进怀里，另一只手狠狠的扇了起来。阿扁却象是个小孩，一边推搡着一边“嘿嘿”的傻笑着。
真正和阿扁打交道，是上班半个月后，经过几次倒手，我由政法委的“贵宾”转移成农办的“舍人”原来的位置让给了南方某地一位厅长的表外甥女，好在农办的主任和我还是一个远房的亲戚，多少沾一点的，心理也就趋于平衡了。过渡到这儿的杜友他们吃了一顿饭，回来时钱自然是花超了。我开了两千元的票去找尔东签字，尔东说说好了一千六的培训费你怎么花亏了。这话说得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我如实以告，尔东看了看我，就把字给签了。
尔东不是个在钱上斤斤计较的人，他在北陀乡当一把手的时候，每年乡里烧煤、耗材等一切等项，他全交给乡长去办，表面上看这是分权，实际上每年乡政府光这方面的挑费得几十万，管事的人是有好处的。
欧阳鹤说尔东这是会办事。
墨城这几年发展很快，财政收入就像把温度计靠近了火炉，噌噌的往上窜。但似乎全天下发展快的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环境污染问题。在一次征地过程中，由于开发商和征地群众没有谈好条件，也是那里的群众在一些事情上同村委会和乡政府有隔阂，一封举报信就把那个比县级还要高上二、三级的一家媒体的采编室主任给召来了。他带着摄像记者，推开了领导的门，彬彬有礼地跟他说明原委，就要对信访的问题进行采访。
这完全措手不及，事前没有任何预约和准备。可事情是摆在眼前的，没有人比领导再清楚不过了。如果真要把那污染的事曝光出去，不但企业生产得停产，财政收入上不去，领导这些年的政绩也得会在舆论的口水中泡得全无。
领导放下平时的矜持，好言好语的向采编室主任解释起来。热情的态度就像见了上级领导，直到把采编室主任的“火气”消下去。领导非常有水平，不出半个小时，两人便谈笑风生了，样子就像好久没有见面的好朋友。两人呷着茶，把话题转移到了日常生活上。
李白斗酒诗百篇，仁兄笔力独扛，酒量自然了得？领导恭维地说。
哪里，哪里；有限，有限。采编室主任的话掷地有声，一天一瓶上等茅台而已。
这话说得让一般人咋舌，一天一瓶上等茅台，一年就是三百多瓶，这家伙一年光那张嘴至少就得挑费十万块钱。但弦外有音，领导还是听出来了，他会意的一笑，好，今天中午就喝茅台，捡最好的上。
吃完饭后采编室主任想到县城街上采风，也给将来写东西积累些素材。领导哪里有不同意之理，主题由揭露向表扬转变，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。他亲自驾车到滨海商业街，陪着采编转了起来。
在一家服装店，领导看上了一件标价两千多元的羊毛衫，他建议采编穿上试试。采编大方的穿在身上，显得神采奕奕，那样子更像文人了。
不错，拿一件。领导冲着商店的服务员说。
那天采编在县城里采风颇有收获，这绝对是他坐在办公室里体验不出来的感觉。临走时，领导还订了他主编的基层领导干部全书若干套，总共花了不到十万元钱。领导谦虚地说常在基层工作，理论水平不高，净给上级领导添麻烦，买套书充充电，要不然，就跟不上发展的潮流了。
采编室主任满意而去。
尔东全程参与，他以极快的速度算出整个过程的挑费，一共花了十几万。可也值，如果真捅到上边去，可就不是这十几万的事了，毕竟有小辫子让人家攥在手里。
在随后召开的一次机关会上，尔东深有感触的说，闹日本的时候，后面是日本鬼子端着枪追，我们的人在前面跑，那些垒堡户随时可以把他拉进院子藏起来，可换到现在，嘿他摇了摇头没有说下去。
熊一晖拿起笔，认真的记在了纸上。
在大院里每年接待多少批这样的记者和多少闹事的群众，这个数，只有尔东心里最清楚。
正如大院里一些人在背后发牢骚时常说的那句话，这叫干得越多，犯错误的机会越多。社会正处在转轨时期，当一些旧事物在慢慢退出舞台的同时，一些新事物正在悄然生长，让人来不及防范。就如那突然间一夜遍地开花的“六合彩”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年代让人们对十二生肖如此关注，数狗的11、23、35、47，数鼠的9、21、33、45半个县域的群众在一比四十的高额赔率下，迷失了方向，说起那生肖对应的49个数字，比背乘法口诀来得还快。沉迷于其中的“彩民”们在“单、双”号边徘徊，在“红、蓝、绿”波上冲浪，那一只只生肖，仿佛成了年画上衔金叨银的吉祥物，笑迷迷的看着拿钱买他们的人。而“六合彩”开奖的日子，自然也跟过节一般热闹。
各色的码报充斥着村街，人们像猜谜语一样猜测着未来。他们三三两两的扎在一堆，指着码报上的文字和图像议论纷纷“上天有仙气，将军下凡来。猪，肯定是猪”
村子里传出那个平时谁都看不起的外号“三寸钉”的汉子，冒险押上一万元家当的事。如果他中了，他就可得40万，如果不中，明天他居住的房子就是庄家的，而且连早餐都没有着落。
三个小时的提心吊胆，传来了“开奖”的消息，49“三寸钉”中了，一夜暴富。这像在拥挤的人群里投入了一颗炸弹，这一下子人们更加疯狂了。中大奖的故事不时传来，远远淹盖了那些因买“六合彩”而倾家荡产的消息。这已搅得一些人昼夜难眠，巨额的赔付让许多人失去了理智，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，利润达到百分之三百的时候，资本就敢冒砍头的危险，若到了四十倍的时候呢？那些整天和泥土打交道的老实巴交的人是认死理的，这事没人管，因为法不择众。
“六合彩”的泛滥，严重冲击了县域内的经济秩序，一些人不能正常上班、种田、上课甚至是上学，同时还引发了刑事案件。这让人不禁想起“奸出人命赌出贼”那句古话。“六合彩”问题，已不仅是一个治安问题，而且正加速发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。我决定专门就此搞一个调研，供领导参考。
我带着科股室的人到主管部门搞调研，他们对这些事情简直是太精通了，从“六合彩”的来源，